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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林、王俊涛：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论析
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论析
关键词：世界历史理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的全面发展；世界历史意义
理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本身。世界历史理论形成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理论依据、构建人类未来新世界理论基础的过程中，凝结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一般原理和对世界历史总的观点。学界不断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意涵指向、逻辑构造进行深挖，并将其视为批判资本主义与审视具体实践的立论框架与哲学基础，关注点从21世纪初的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世界历史理论以唯物史观进行叙事，探索人的自由解放与人类历史进行世界性、整体性转向的关系，显示出对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深刻诠释。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一论断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厚的世界历史理论底蕴，将世界历史理论作为逻辑分析切入点，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含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制度、价值、理念等特征，其世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以何种范式治史、以何种思维审视世界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黑格尔提出，“‘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2]8这一治史范式是站在客观精神的立场上，受黑格尔影响，德国的历史学研究大多属于唯心论的“思辨哲学范式”。“黑格尔坚持的观点是，理性从自己本身出发确立世界历史的本质。”[3]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从现实存在的人出发，以唯物史观进行叙事，从而对黑格尔“理性精神”形成突破来审视人类社会文明质性，集中体现在以下3点：一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闭状态的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肇始于资本主义文明开创，“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4]404，推动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跃升；二是弊病丛生的资本主义无法应对“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难以驾驭世界历史潮流，存在无法扩容生产力的天然局限，“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4]406；三是存在于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必将取代资产阶级开创社会主义文明主导世界历史进程，开辟人自由发展的全新境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413概而言之，世界历史理论以资本主义不断开辟广阔的世界市场这一宏观现象为基础，表征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发展、人类社会的演进趋势进行阐述，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奠定理论基石。
（一）世界历史理论预判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元动力与制度规定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146“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4]151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人的能动作用可被经验化的事实验证，但群众的地位总是处于遮蔽的状态。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思想家们将大量的眼光投向在资本催动下妄图脱离政治支配的市民阶层。然而，当人类社会驾驭工业革命以来强大的生产力来到资本主义文明世界时，一个在社会裂变下以“无产”为标签并占据大多数的阶级也形成了。这个阶级“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5]542。备受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具有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将促使无产阶级这个特殊阶级宣告迄今为止旧世界、旧制度解体，成为解放一切社会领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德意志意识形态》充分论述分工及其世界历史作用，“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540-541分工的发展程度是生产力水平的外在表现，“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5]520生产力自始至终都在人类文明形态演进中起着根本作用，隐藏在分工背后的生产力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元动力；无论是就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还是元动力而言，都要求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手工业发展相适应的是私有制。作为近代以来劳动积累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将其力量渗透进各个领域，主导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取向，“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5]583，“私法是与私有制同时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的。”[5]584唯物史观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扩大将超出私有制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并对其形成破坏力量。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便应运而生。恩格斯指出，“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6]380。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容纳生产力的扩大从而适应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对应的，其建立也将引起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动，人类文明新形态一定是“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7]433，社会生产机制和管理体制被公有制所规定。
（二）世界历史理论阐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当性、非整体性
为实现私有制下资产者对自由的诉求，避免导致所谓协和及多元性遭到破坏，“国家高于市民社会”为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找到一种理性解释，塑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秩序基础，指认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马克思对此展开哲学、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全方位批判，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8]10，无产阶级遭受的普遍苦难体现着普遍的不公正，分工成为“异己力量”，用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变，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剥削着生产者并使其处于从属的地位，直接决定相应的政治结构以“虚幻共同体”的形式存在，限定在少数资产者内部的政治自由是封闭的、狭隘的、浅显的，由此揭下资本主义社会温情的面纱。资本主义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9]592，资产阶级会不断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以便生存。多数人构成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与革命意识对垒于少数人构成的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与守旧意识，明确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当性；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到世界各地，利用资金、技术、制度的优势役使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全球市场之中。这是否意味着，各个国家都必须要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置身于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晚年深入研究东方社会的性质与结构，对俄国公社基本条件与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后提出“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学界虽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线性关系存在一定分歧，但对现代化道路践行的多样性进行了充分论证。这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是在世界范围内整体上同步创造出来的。
（三）世界历史理论揭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融合样式与延展边界
历史并非是一种言语者思维或主观意识所表述的精神产品，其客观存在性不仅折射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实践性，也以一种符合现实存在的考察方式否决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断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470-471一切人类社会活动都以已有的物质条件为现实前提，“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5]545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受到自身历史特点、同时期文明交往的影响或制约，表现出历史传统与多种文明交织的融合样式；在马克思的论述里，爆发于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5]574，而通过民主革命直入的社会主义社会显然不具备相应的生产力基础。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主流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会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不成熟状态。世界历史不会终结，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将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延展，延展的边界直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由不断实现，自由发展成为界定新文明标准的价值尺度，“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53。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历程与基本特征
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历程与世界历史的兴发紧密相关。资本的扩张打破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相对独立的发展，“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10]538但其所带来的势必是对他者生存、生产空间日渐一日的挤压。近代以来，繁荣的中华文明日渐衰微、历史上一向强盛的中华民族饱受欺凌，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明形态的自主演进受到外来压制。毛泽东曾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11]665。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是拥有重塑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整合自然和社会资源权力的前提，中国道路的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实现拾级而上。
追赶式的经济发展夯实世界历史开辟下适应国际交往范式的物质基础，成为民主革命胜利后开创一种新文明形态的首要之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着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角度考察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受到技术、制度、思想等物质和精神要素的支撑，“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59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沿着解放生产力的中轴展开。囿于世界局势的动荡、自主意识不够等因素，社会主义建设也曾陷入封闭状态并出现巨大挫折与失误。改革开放尊重世界历史的客观性，但这种尊重是建立在保持自我独立性前提之上，以此避免自身被资本主义文明同化。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2]28立足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现实需要，我们党又相继提出“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构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社会主义文明内在要求与中国改革发展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以一种赶超之势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世界历史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当这种思想在马克思那里上升为一种具体化的理论时，它便与历史、时势等实践相关联为一体。尤其是当人们感受到世界性的交往成为普遍生活的一部分时，强烈的不平衡感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限制被激发。以世界历史理论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的是整体视域下的部分比较思维，具体着眼点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文明并存的事实、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映照的现状，能够解析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首先，公有制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支撑。回到马克思的文明视域，我们会看到私有制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内核，将弊病属性贯彻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制度，将竞争扩展到道德领域使人堕落，且无法驾驭日渐增长的生产力，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空间设定界限，成为资本主义难以克服的根本缺陷。“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5]684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对社会实行彻底性变革。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框架内创造的，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推导，这一制度框架的基点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进行制度的改造，将整个国家的发展置于公有制的地基上。无论怎么改革、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保证改革的性质与方向，集结发展的力量与智慧，充分释放生产力，其实质在于维护无产阶级的地位与利益，蕴含了无比强大的制度优势与治理能量，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支撑。
其次，人民民主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保障。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创设了一套“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与制度安排，从形式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个人或者极少数人操纵政治权柄的规则，虚构出人人均可参与公共事务的局面。但在实际中，这种参与往往仅限于选举时的投票。以竞争为主要特点的政党政治受制于财阀势力，在选票政治的氛围烘托下开出空头支票又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竞选时的常态。以上显示出西方政治是投票式、休眠式民主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人民民主政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建立的是与之相适应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这一理念的科学阐释与深化发展，显示出人民民主的主体广泛性、内容多样性、流程完备性、结果科学性。而其最显著的特色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突破西方民主政治弊端的一个关键。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并将其落到实处，不断丰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容与形式、理念与实践，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政治保障。
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依归。一片“繁荣”且“富裕”的工业文明并没有在类本质上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马尔库塞指出，“人类不再以双向度的形态存在，而是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现在的现实只有一个向度，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讲，它成了一种缺乏实体的现实。”[13]188生活于只有一个现实向度的人，其创造力、自由度乃至于本能在技术世界严重萎缩，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在马克思主义确立的人类主体范式下，人类受其创造的一切束缚就是一种“颠倒”或“异化”。“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但“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541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总体目标就在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目标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现实关系上的全面性与丰富性，不能局限于物质层面的富足或纯粹的意识生产。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逻辑主线与价值导向，提升人在现实上的自由性与丰富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的落脚点就是，“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4]。
最后，共同体意识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彰显。资产阶级仰仗资本的优势对无产阶级实施国家的压迫，还以利益为基点建构国际关系，在一番肆意欺凌、疯狂掠夺中进行资本积累和领土扩张。不同种族之间的“同化”乃至不受道德规范的灭绝式屠杀不绝于史。为实现资本最大规模的集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其引发的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交织出现在世界舞台，世界大战次第爆发，人类赖以生存的和平秩序损坏殆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成为出鞘的双刃剑，各种新式极端主义裂变出来并在经济载体的助力下更加透彻地侵入人类社会多个领域。中国共产党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一贯从历史大势、国内外大局把握世界潮流，主张和平共处的国际交往原则，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应时顺势体察国情和世情的深刻变化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倡导义利相兼、义字当先的共享发展理念，秉持不侵略、不扩张的道德理念参与国际交往，率先垂范做良性发展的引领者，绝不会对其他国家进行无耻掠夺，旨在顾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发展惠及世界人民，体现了新文明形态的使命担当。
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世界历史潮流不可逆转的今天，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无可比拟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性、社会主义文明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道义上，更体现在理论的先进性、实践的适用性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首要受益者是近代以来饱受文明对抗苦难的中国人民，实证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的民族历史意义。置于世界历史的视域下，自从无产阶级具有斗争意识、革命意识以来，为理想的社会状态而进行斗争或者革命便被赋予了世界历史的意义，这是把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与实践在根本价值逻辑上相统一的核心之处。马克思曾对工人阶级发动的“六月起义”进行中肯评价：“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9]478，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也强调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赋予劳动者在世界历史上的组织任务，盛赞无产阶级的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指明了无产者的革命作用[15]574。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创举和真正的勋业，其作用超越种族界限与疆域藩篱，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化世界历史理论与实践上的同一性
在资本主义业已成熟并趋向衰落的西方世界，一批学者传承马克思主义产出大量研究成果，但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集中研究并不甚丰。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散见于要义与方法论的具体运用。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辩护或者扩充，常有学者质疑生产力决定作用的论断，但更有学者基于对现实的反思进行理论补充，论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必不可缺的推动力量；其次，深刻继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高度的批判性可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旨，无论是霍克海默致力构建的社会批判理论，还是阿多诺对社会压迫的反抗都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最后，致力于人的解放，提出通向所主张理想社会的路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旨在将人从技术社会的统治中解救出来，马尔库塞提出的“单向度的人”呼唤着人的自由等等，他们将逻辑建构依归于对人的关注。在实践上有人主张“我们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那就是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它以社会主义的本来的原则为基础而提出一种新的、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理想。”[16]378显而易见的是，在众多的阐述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多观点不乏与马克思表达的意涵存在时代张力。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就如同壮丽日出，尤其是世界历史理论拨开了人们关于社会发展认知的思想迷雾，也成为无产阶级把握历史与当下的思想武器，激励着无数共产主义者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前赴后继。世界历史理论不止一次诉说资本主义文明不会一统天下，历史也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重构世界交往的新范式从来不是一种呓语。马克思曾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5]541。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以丰富的理论“进化”世界历史理论，而且以其生动的实践“变现”了世界历史理论，将抽象与思辨的倒置逻辑在现实中扳正，从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与实践上的同一性，可谓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强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5]11。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主体地位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得到有力彰示，其利益从理论上的意愿建构达到实践上的真实获得。 （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升现代性危机解决与世界历史存续的可能性
当世界历史性的人取代地域性的人时，人类便获取了世界历史主体的身份，其生存与毁灭具有整体性的内在属性。但在资本主义主导下，人的主体逻辑让位于资本膨胀的逻辑，这种无序扩张、轻率鲁莽不仅搅扰资本家奴役无产阶级的清梦，而且使无产阶级成为他们的掘墓者。当世界历史越往前推进，原本属于地域性的危机将转变为世界性的危机，新的危机也将不断涌现。一个最为直观的例子是，战争超越了区域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同时爆发，制造的对人类的杀伤力超出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在资本主义制度钳束下，人类生存的危机可能起源于技术、经济、价值、自然等层面，具体表现为病毒肆虐、贫富差距过大、阶级矛盾尖锐、精神文化空虚、生态危机加剧等。在全球重大灾难面前，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举措越来越少。醉心于讴歌资本、拼命用虚假的意识形态掩盖普遍不公的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只能在利己思维的导向下陷入了被动的状态，资本的逻辑再也奏不响引起世界共鸣的旋律[17]。 以斥责资本主义弊病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一开始便进行自我身份的固定与现代性危机的规避，也即是不会认同垄断与积累的线性关系、不会认同利益攫取最大化与转祸自然、他国的线性关系。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人类文明民族间的、地域间的差异，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18]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平等观及对“类存在物”的分析，富有对世界人类的柔性温情，在思维情感上对立于西方现代性的冷漠原则，反对文化“同化”和文明“消灭”，申明不同“共同体”文明的多样性、多彩性和平等性以及地球的共有性。关于如何解决人类现代性危机，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9]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世界行动起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延续文明，这是中国给出的方案。新时代的中国呼吁以包容的心态构建顺应历史潮流的新世界格局，突破资本逻辑的掣肘和盲目逐利的毁灭式发展，让共商、共建、共享成为深入人心的全球治理理念，也正努力承担着更多的国际责任，协助各国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制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参与维和行动制止暴力冲突等为世界历史存续注入更多的可能性。 （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顺推世界历史的转向并进入全新阶段
资本主义对世界的把控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于初始阶段而言是一致的，在当今世界仍然是一种看似强势的存在。但世界历史理论否定了西方中心论，论证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认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共产主义走向。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遵循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路，迎来世界新文明的曙光，并用这种曙光照耀着深陷世界市场挤压的中国社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但随着苏联解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进入低迷时期，“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就世界历史向度而言，这一过程已经让人类见证了社会主义对生产力的极大容纳，是社会主义理论优越性的自我彰显。 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世界普遍之问。西方宣扬并兜售“普世价值”，不惜以武力干涉他国并强迫其效仿自身道路。从近代以来的殖民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看，落后的国家依靠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输出的理念与制度而成功实现现代化者寥寥，更多的是在一片吆喝声中陷入经济衰退、政治停滞、社会失序的狼藉，移植西方模式在很多时候无异于饮鸩止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一种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并非要完全西化，每个国家都应该独立自主地汲取人类文明成果，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实现文明进步。同时，它也在形塑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为各国共产党提供发展经验，提振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巴西共产党主席、巴西伯南布哥州副州长卢西亚娜·桑托斯认为会议“将全面总结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我们树立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典范。”[20]反观资本主义在把控世界时的乏力感，“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尤为强烈。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将普遍受益于新文明形态的持续推进，共产主义性质的世界历史转向是可期的。
作者单位：高晓林、王俊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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